原标题：海南周刊｜海南先贤读书之风

位于文昌市东路镇的“约亭”，原称“邢（宥）丘（濬）饯别纪念亭”。 资料图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杨树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海南自古孤悬海外，远离中原，一度被称为“荒蛮之地”。唐宋之后，岛外文化逐渐融入，到明代时，海南已是人文蔚起，贤才辈出，被誉为“海外邹鲁”。从“蛮荒之地”到“海外邹鲁”，离不开冉冉吹来的读书之“风”。

家世传承

明清时期的海南先贤，不少出生于书香世家，少年时期就喜欢读书，而且大多自幼至老，手不释卷。

明代文昌进士、丘濬的至交邢宥受到严格家教的影响，自小就喜欢读书。邢宥在外任官多年后，于成化六年（1470年）正式辞官回到文昌。晚年，邢宥在故乡东昆港北湄的山丘上盖了一间“湄丘草亭”，在此读书、写作，虽然年老，但手不释卷，从此“足迹未尝至城市”，潜心读书，用心写作，后有《湄丘集》十卷传世。

王佐为“海南四大才子”之一，他毕生的嗜好就是读书，每遇出行，其他物品不多，但会携带许多书籍。正德《琼台志》记载：“佐性雅淡，惟耽书史，自少至老手未尝一日释卷，虽昏眊，犹使家人读而听之。”晚年，王佐的眼睛已经看不清，还让家人读书给他听。

王佐一生博览群书，因而博学多识，明代琼州府提督副使胡荣称其“诗词温厚和平，文气光明正大，当比拟唐宋诸大家”。因为有渊博的知识，所以他编写了海南史志的重要之作《琼台外纪》，可惜已经失传。

海瑞父亲早逝，母亲谢氏就对他严加管教，少年时已能诵读《孝经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这些经典书籍。

曾对颜是晚清举人，少年时就显露出过人的天赋。民国《琼山县志》有载，曾对颜“九岁四书五经读毕”。另一位晚清举人冯骥声，自幼嗜读，民国《琼山县志》有载：“（冯骥声）少年时期就喜好徐、庾、王、杨之文，李、杜、苏、陆之诗，出名也较早。”

冯银生于明代，是海南历史上有名的女诗人，在古代，女人读书颇为不易，但冯银却做到了他人所不能。正德《琼台志》有载：“（冯银）博通经史，诗文信口而成，有古幽闲淑女之风。”冯银自幼就在父亲引导下读书，开始读《诗》《礼》，长大之后更是“博通经史”，王佐在《鸡肋集》如此记载∶“银在襁褓中，仅能言，父教以诗书，即成诵。稍长，博通经史，尤隐约深厚。”

重修后的海口市攀丹村西洲书院。这里曾是唐氏的藏书之所。 特约记者 龙泉 摄

风气传承

琼山攀丹村唐家曾名震一时，人称“海外无双唐氏，天南第一攀丹”。唐家始祖唐震携长子迁来攀丹村时，带来数万卷书籍，随后唐家在琼山东厢建攀丹义学堂，后来又改建养优书院、西洲书院。

攀丹村唐氏历代共有九个进士，读书风气在唐家一代代传承，而丘濬、海瑞、王佐等人，莫不受到唐家读书之风的影响。冯银嫁入攀丹唐家，她自幼爱读书，一得闲暇就读书，同时也带着唐家子弟读书，让子弟传承读书之风。正德《琼台志》有载：“暇则与子观书，则有余乐矣。”冯银严格要求子弟读书，称“不可断读书种子”。

许子伟与丘濬、海瑞同在“朱橘里”（今金花村）出生，人称“一里三贤”。明代海南，人文蔚起，贤才辈出，形成了良好的读书风气，少年时期，受到同乡丘濬、海瑞的影响，许子伟开始孜孜不倦博览群书，常去“藏书石室”，通读其中的典籍。据民国《琼山县志》记载，许子伟“居恒读书，披览不倦”。

藏书传承

南宋淳祐年间，攀丹唐家携藏书数万卷始建“唐子藏书楼”，是古代海南有史可考的第一个藏书场所，传到明代正德年间，唐家后代、进士唐胄弃官返乡后又在此办养优书院，诸多海南学子又能从其藏书室中读书获益。

明代初年，琼山贡生陈文徽在琼州城东得一高墩，后在此创建桐墩书院，并于山麓筑室藏书，命名为“桐墩书舍”。丘濬曾作《桐墩记》描述这里的读书之风：“弦诵之声，将由是洋洋乎四海之间，而旁洽洽远迩耶。”

清末，举人潘存在文昌铺前倡建溪北书院，又购藏了许多书籍，设“经正楼”来藏书。为勉励年轻人勤勉读书，潘存撰写堂联：“学问无他，求益乎身心家国天下；载籍极博，折中于易书诗礼春秋。”

清代举人、琼台书院著名掌教王承烈家有藏书五千册，他的曾孙、清末民初学者王国宪得益于家中丰富的藏书，幼年时期就饱读诗书，少年时就崭露头角，渊博的知识积累，让王国宪成为了一代海南文化遗产抢救者，海南诸多遗留至今的古籍志书上，都能看到王国宪以编撰、整理的身份出现。祖传的藏书，加上后期的收藏，最后王国宪的藏书已经近三万卷，如今，在海口图书馆还能看到王国宪的藏书。

海南先贤博览群书，邢宥、丘濬、海瑞、冯银、王佐、许子伟、冯骥声、曾对颜、潘存、王国宪等，都是发奋读书的典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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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海南人 读书有多难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杨树

北宋苏东坡初到海南时，在《与程全父书》中写道：“又惠近诗一轴，为赐尤重。为流转海外，如逃空谷，既无与晤语者，又书籍举无有。惟陶渊明一集，柳子厚诗文数册，常置左右，目为二友。”

当时，大文豪苏东坡贬谪海南时随身没什么书籍，只有陶渊明诗文一集以及柳子厚诗文数册。新得一册诗文集，是朋友程全父从岛外寄赠而来，被苏东坡视为“贵重的赐予”。

苏东坡在《与程秀才书》又写道：“儿子到此，抄得唐书一部，又借得前汉欲抄。若了此二书，便是穷儿暴富也。”苏东坡抄了《唐书》，借到《汉书》，欣喜若狂，得了二书竟视为“穷儿暴富”。

清末海南解元曾对颜诗集《还读我书室诗录》。 陈耿 摄

苏东坡住在昌化军治所中和，此地当时称得上为海南西部繁华之地，但苏东坡也面临无书可借的境地，相传与他交往颇深的读书人黎子云家有一些藏书，这让苏东坡如获至宝。

古人想得一书来读是很难的事，何况是在孤悬海外的海南岛。宋代苏东坡得《汉书》而欣喜若狂，而明代丘濬也有奔赴百里借《汉书》的典故，由此可见古代海南书籍的匮乏。

乃至到清末，海南读书人冯骥声外出赶考，也趁机狂购数百种图书归乡，才得以足不出户饱读诗书。

尽管海南历代都有乡贤设立藏书场所，在当时可以解决一小部分海南学子无书可读的困扰，但对于更多学子而言，即使有心读书，也是一书难求。（杨树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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